作者：趙德元
調解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，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，早在西周時期就有專門的官員負責調解糾紛和維護社會秩序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人民調解，20世紀60年代，浙江省諸暨縣楓橋鎮(zhèn)干部群眾創(chuàng)造的“楓橋經驗”，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色。信訪工作法治化堅持和發(fā)展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，不斷豐富人民調解的內涵，大力推行訪調對接、調解先行，對于適合調解的信訪事項，及時引導當事人通過調解化解矛盾糾紛，或爭議雙方自愿和解。實踐證明，調解在信訪案件中有著廣泛的應用空間，并因其便捷、免費等優(yōu)勢成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、化解爭議糾紛、維護社會秩序的“第一道防線”。本文僅就信訪調解勞動糾紛談點粗淺的認識。
按照平等自愿原則，積極引導爭議雙方調解、和解。
《信訪工作條例》第三十三條規(guī)定：各級機關、單位在處理申訴求決類事項過程中，可以在不違反政策法規(guī)強制性規(guī)定的情況下，在裁量權范圍內，經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進行調解。信訪部門在化解信訪矛盾糾紛中發(fā)揮著重要的橋梁、紐帶作用，公信度高、專業(yè)性強，分析研究問題更具客觀性，防止矛盾激化更具緩沖性，協(xié)商調處矛盾糾紛更具便利性。各級信訪干部要充分發(fā)揮自身獨特優(yōu)勢，多搭“連心橋”、甘當“和事佬”，引導爭議雙方自愿協(xié)商和解，促成依法達成協(xié)議、解決糾紛，大大降低解決問題的成本。
明確雙方爭議的焦點，抓住解決問題的“牛鼻子”。
全面掌握案情，包括查清全部事實、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相關情況，準確把握雙方爭議的焦點，是調解、和解的基礎，直接關系到調解方案的制定和調解的成功率。因此，信訪調解前要多渠道、多層面查明事實真相，掌握完整的證據(jù)鏈，反復甄別關鍵事實與重點問題、適用的法律政策，還要調查清楚用人單位的性質、背景、規(guī)章、誠信、態(tài)度，詳細了解勞動者身體、工作、家庭等情況信息。對復雜情況，可以組織雙方辯論，明確爭議的焦點和性質。必要時，舉行公開聽證。
準確分析權益沖突，找準調解的突破口。
認真傾聽糾紛雙方的意見和要求，研究分析雙方的權利和義務、訴求及利益，找準矛盾沖突的核心，即雙方的核心利益，找到調解的重點和難點，靈活運用方法技巧，不同對象各有側重。比如，勞動者認為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勞動合同，要求恢復勞動關系或者給予相應的經濟補償。對年輕易就業(yè)、要求速調以便盡快到新單位工作的，褒獎激勵其抓大放小，依法調處；對多年上訪、情緒激動者既要給予情緒喧泄機會，還要加強法治宣傳、道德教化、心理調適；對身體患病、家庭困難人員，協(xié)商鼓勵用人單位充分體現(xiàn)企業(yè)擔當和人文關懷，給予更多的關心關愛、幫扶救助；對意見分歧較大但調解意愿強烈的，“背靠背”調，對照法律規(guī)定算細帳、長遠帳，包括經濟帳、時間帳、社會影響、精神損害等，幫助雙方權衡利弊、心知肚明，再擺上桌面談，你退我讓，逐步接近，最后握手言歡。
以事實和法律為基礎，提出適配的調解方案。
明確爭議的事實和法律關系，分析糾紛的合理性和可行性，有的放矢，對癥下藥。調解方案要遵循“三到位一處理”要求，對合法合理的訴求，嚴格依法依規(guī)協(xié)調解決;對無理訴求，說透法理、說明事理、說通情理，取之無道，自愿放棄;對待群體訪，運用好民主協(xié)商、公開聽證等方法，增強信訪群眾對解決方案的認可度;對歷史遺留問題，引導信訪群眾換位思考，確立與當前經濟社會發(fā)展水平相適應的理性預期;對就業(yè)困難的低收入家庭，運用好司法救助、信訪救助、社會救助等制度，協(xié)調解決好法度之外、情理之中的問題；對心理失態(tài)、行為失常的特殊信訪人員，做好心理疏導、精神安慰、情緒調控，防止發(fā)生極端行為。
耐心疏導勸說，達成解決爭議的共識。
這是調解的核心環(huán)節(jié)。要求調解員熟悉法律政策，熟練運用調解技巧，秉持公正，保持足夠的信心和耐心。結合案情宣講解釋有關法律政策，充分聽取雙方的陳述和意見，面對面交談溝通，增強雙方認同感；綜合運用法律、政策、經濟、行政等手段和教育、協(xié)商、疏導等辦法，于法有據(jù)、于理應當、于情相容，引導雙方進行互動和交流，增進彼此的理解和信任，促使雙方達成和解，多措并舉化解矛盾糾紛。在個案處理中，針對不同情況，在堅守法律底線的同時，注重運用道德、習俗、倫理的力量調節(jié)社會關系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，盡力促進雙方達成和解協(xié)議。當調解陷入僵局時，可以邀請相關單位和部門、基層組織參加，也可以邀請信訪人的親人朋友共同參與協(xié)商，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最好法子。
責編：伏志勇
一審：樊芳
二審：伏志勇
三審：萬朝暉
來源：湖南法治報
